新中国诞生四十周年，又迎来了一个面向未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首都北京作为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又不断发现了它在过去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正是借助这些遗迹遗物，我们才有可能对于北京历久不衰的过去，获得进一步的认识。这部文图并茂的《北京考古四十年》，无异是一座收藏丰富的关于首都历史文物的博物馆，无需举步之劳，就可通过它去饱览北京历史发展的真迹，从而更加激励我们去创造伟大首都的未来。
        四十年的北京考古，继承了过去的光辉成就，这在本书中首先予以追述是完全必要的。六十年前(1929年)，周口店龙骨山洞穴里的******具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引起了举世有关学者的注目。而现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瑰宝，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目录》。这是我国考古工作应该引以自豪的。
        从几十万年前北京猿人的旧石器时代，下至一万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北京地区***早的拓荒者，从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开始从山上的洞穴移居到山前平原上、并建立起***初的农村聚落的呢?这个饶有兴趣而且对以后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经过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也逐渐明确起来。***近在平谷县上宅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不仅发现了用于原始谷物加工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而且在同一地层中，经过取样的袍粉分析，还足以证明农业文化确已在这里诞生，其时代距今已有六千余年。这是过去仅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所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一考古发现填补了从旧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到***初城市出现的这数千间，本地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段至为重要的空白。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有文字记载历史时期的事情。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这里出现的***重要的城市，其名称叫作蓟。周武王伐纣之后，立即分封黄帝之后于蓟，是为蓟国，至今已有三千余年，这是史书中有明文记载的。史书中同样有明文记载说，周武王还曾分封召公于北燕，这就是燕国。可是燕国始封的古城究竟在哪里，所有现存的古文献中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是到了东周战国时期，才有记载说：燕“以河为界，以蓟为国”。这就是说燕国的治范围南至黄河，其建都在蓟城。那么蓟城***初既是黄帝之后所始封，何以后来又成为召公所始封的燕国建都之地呢?其原因史书缺载，于是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的说“黄帝之后”即是召公，所以蓟也就是燕，一地而异称。有的说黄帝之后封于蓟的无人继承，于是又封召公于蓟，是为燕国。更有人说召公始封的燕国在“北平无终县”，后来燕国势力逐渐强大，终于兼并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这一说法比较可信，但是所指北平无终县的燕国故都究竟在哪里，又无踪可寻。这个长期以来单凭文献记载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终于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才迎刃而解。原来燕国所始封的城址，就在今房山区琉璃河附近的董家林村一。***初始封的燕蓟两国，都处于古代南北******的交通大道上。燕国南接中原，腹地广阔、物产富饶。蓟国地处南北大道的北端，再向北去，古道分歧，因此它正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日渐强盛的燕国向北扩展，在兼并蓟国之后，又迁都到蓟城。到了战国时期，燕作为“七雄”之一的北方强国，争霸中原，于是燕都蓟城名满海内。日后北京又称燕京，就是因此而得名。应该说三千多年来北京城市发展的早期历史，正是借助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才得到真正的说明。
        至于从整个北京地区的开发过程来说，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早自新石器时代，从昌平雪山以及平谷上宅等遗址出土的遗存中，就已经显示出南北文化交流的迹象。来自北方的红山文化和来自中原的龙山文化因素，在北京的平原上，与本文化相接触，从而使这里的古代文化既具自身特征，又融有相邻文化某些因素。这一特点，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正在日益显示出来。考古学上所说的“燕文化”，应该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果不是四十年来北京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单凭文献记载，这也是很难讲清楚的。与此有关的一个问，就是古代的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在北京地区的直接接触与和平共处的问题。这个方面的文献记载很多，但是在地域上的具体分布情况及其生活特征，却极少实例可见。近年来延庆地区东周时期足以代表山戎文化的数百座墓葬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为解答这一问题，******次提供了极可珍贵的大量实物资料。
        ***后，再讲到北京城市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通常说北京在历史上曾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实际上在辽仅为陪都，号称南京，乃是在古代蓟城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金朝扩建南京，改名中都，这是真建都的开始，但它所直接统治的范围，也只有淮河以北的半壁江山．到了元朝，终于放弃了古代蓟城的旧址，而在东北郊外以一片原始湖泊为中心的原野上，创建大都城，这就为今天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因此金中都城和元大都城乃是三千多年来北京城址变迁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城市。关于这两个城市的建设，文献上虽然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但是就城市平面布局及其与河湖水系的关系如实地加以复原，还十分困难的。新中国建立以前虽然已有过类似的工作，也只能求其近似，甚至有的复原图还给人以极大的错觉。同样是有赖于这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扣实地勘探，才有可能比较******地绘制出两个城市的复原图。特别是在河湖渠道分布的研究上，终于得以揭示出从金中都到无大都的城址变迁，实质上就是从古代的莲花池水来转移到高梁河水系上来。
        总上所述，只不过是几个实例，用以说明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在北京地区开和城市建设中的每一个关键阶段所提供的资料或证据，都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一些有关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不过上述事例，也只是根据个人在研究工作中的一点体会，希望借此说明系统记述了全部发现的这部《北京考古四十年》的重要价值。当然这部书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有关北京地区开发和城市建设的研究，在整个北京通史以及个别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它同样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殷切期待有关北京的考古工作，在这四十年来丰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从而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首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上，不断作出新贡献。
        侯仁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十八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序